张朝阳身穿一件橙红色为基调的格子太空棉服,是那种泛着光的面料。大部分时间,他把双脚跷在另一张椅子上。

上一次见到张朝阳,是十多年前。他创办未久,还在建国门内的长安大厦办公。谈话细节已经记不清楚,应该就是创业融资、商业模式、上市等等,媒体最热门的话题。令人艳羡的教育背景、略带传奇的融资故事,以及引起争议的“个人作风”,让他在同时代创业的网络新贵中脱颖而出。

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直到最近。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世界的,中国的,个人的。不过,当年三大门户网站三足鼎立的格局,倒还没变。

这次找张朝阳,是因为他最近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在这篇题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演讲稿中,他的发言让不少人意外—

“那时候(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的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他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他甚至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说,“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类似的话,独立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反复说了十几年。

但此刻它出自一个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一个拥有宝马敞篷车、豪华游艇,自称蹦迪比迈克尔·杰克逊更有创造性,曾经赤裸上身出现在一本时尚杂志封面的“时尚先生”口中。不少网友表达了感动和崇拜之情后,纷纷表示准备将首页立刻换成。

张朝阳说,他也没有想到在开会前一天下午花两个小时写出来的演讲稿,会产生如此热烈的反响。

美国的负面记忆

张朝阳不认为自己是个“愤青”,他和政府部门的官员相处得也颇为融洽,除了憋不住,偶尔说一下,平时就回归到“爱党爱国”的状态。直到最近一两年,他一直处在一种自称为“带有偏见、个人情绪”的“爱国状态”中。

这状态部分地源于家庭,他的外公曾是一位老红军;更多则是源于他在美国及回国后的经历。

张朝阳创业出名后,在媒体报道的那些公开的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清华物理系“被伤着了”、用自虐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的高材生,到美国后,又如何用反叛来平衡以前的压抑。但是,反叛没有给他带来心理慰藉。他在美国竞争最激烈的高等学府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求学生活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一直在边缘化的状态生存”。他开始思念故乡。

美国的日子,显然给尚不谙世事的张朝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矛盾,焦灼。他既接受了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精神和消费观,又对美国人特有的傲慢极度敏感。他发现,在内心,实则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中国崛起”、中国人能“扬眉吐气”的民族主义情绪。

决定回国创业后,张朝阳很是兴奋。“能够在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中间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他回忆说。

不过,负面的记忆并没有因为人离开了美国而消逝。很快,他又面临着在董事会与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用一种东方式的智慧战胜了董事会里的美国佬,把他们都“踢”了出去,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控股权。

2000年,美国新一届总统布什被选上台的那年,《岳麓书院世纪论坛丛书》为张朝阳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跨越三百年的自卑》。

张朝阳写道:“可爱的中国人,我们刚刚从三百年落后的谷底开始攀升,我们像一直被否定的孩子,刚刚获得一些鼓励,颤巍巍地站立起来,依然羞愧而不知所措。我们善于不相信自己,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强大的西方永远代表发达,质量,信誉,我们往往需要在西方人的喝彩声中才意识自己的价值。关注心灵,我们还背负着三百年自卑感的重压,我们为自己居然可以对西方说‘不’而扬眉吐气,沾沾自喜。”

一年后,中国申奥成功之时,张朝阳又在网上写了这样一篇日记:“这一刻,快乐在地球上被13亿倍放大”。“……几百年前,西方人踏上了传说中的中国的土地,发现了一个已经衰落的民族,一种优越感便不可遏制地产生而确立……接下来,便是我们一代代前赴后继,想向世界证明,我们是一种同等重要的文明。在仓皇而失态的努力中,我们政变,我们战争,我们尝试各种社会形态,并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变化之中,我们却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衰落,进一步加强西方的优越。”

张朝阳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由衷的自豪。“当中国人看到自己劣根性的时候,我更看到这个。”他在我们的这次会面中坦率地说。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北京奥运会召开。他“欢呼”,他“赞叹”,他也抵制家乐福。“中国搞点什么事别人都来指责,特烦。”他说。

心路历程之变

2008年的下半年,有两件事对张朝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二是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重掌白宫和国会,美国也产生了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

此前的八年时间里,由于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及他在环境问题上的消极政策,张朝阳对美国政治及布什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

白宫易主之后,张朝阳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又重新燃起了一些希望”。他渐渐摆脱了在美国奋斗的负面记忆,也摆脱了后来在董事会斗争的负面记忆,甚至对布什政府的负面记忆。他此间又去了很多趟美国,在两边都读了很多东西之后,他说,对中国的“崛起”有了不同的看法,再来看中国的问题,就很“忧虑”。

张朝阳将注意力放到促使美国经济繁荣发达的市场经济原则上。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很多加强政府管制和监控的措施,包括通过政府刺激方案来拉动投资和内需。

张朝阳认为,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调控只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做了一些微调;“但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原因。中国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权力对市场进行干涉,这让我忧虑。”

张朝阳承认,中国“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问题始终存在。他最近一两年言论的转向,并非由于问题本身有了什么变化,而是他本人心路历程的变化,终于能跳出“自己的历史”。

另一方面,张朝阳说,从互联网行业的成功看到其他行业的不成功,以及互联网行业成功后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使他转变了看法。“这一年,看到的,听到的,在行业内发生的一些事,让人觉得有点压抑。不得不说了。”

那篇“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演讲发表后,很多人将张朝阳的“放炮”,同前段时间发生在互联网行业的一些事件联系起来。互联网资深评论员胡泳就在专栏中如此解读:“张朝阳是第一个出来抨击这种危险发展趋势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当下大环境中,中国互联网业已很难独善其身,这个行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所生发出来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张朝阳承认,部分的原因是发生在互联网行业里的一些事。令他感触最深的,是在保护知识版权,打击盗版上的某些“不作为”。“他们作为的,往往就是绿坝软件,或者发个许可证—谁可以做谁不可以做,整天玩这些事情。但真正的知识产权却不去管。”

“知识经济和网络视频,不保护知识产权,不打击盗版,这个产业起不来。”张朝阳说。

游走在矛盾之间

过去一两年里,公司多次将部分视频网站告到法院,又被后者反诉,其间官司不断。张朝阳认为,由于“司法不独立”,致使“盗版方只要找找政府就行了”。在他看来,“这还不是一个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问题,就是在民营企业之间,政府也不去考虑公平竞争的问题。”

不久前发生的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事件,也多多少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张朝阳说,有些事,有没有亲身经历过,体会是不一样的。互联网行业出现的一些问题,给他提供了一个“管中窥豹”的机会。

不过,行业本身只是他发表这个言论的小部分原因。张朝阳对中国的互联网很有信心。真正影响他思想的,是一直心仪的中美比较。

“美国人对我那么傲慢,人家有原因傲慢。人家太先进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先进呢?中国人那么聪明。”张朝阳说,“中国人什么时候有面子,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在他看来,美国的市场经济确实比中国的发达,“我们在经济上应该学习人家。”

张朝阳承认,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因为受到美国个人主义的影响,缺乏责任感;另一方面,又缺乏美国基督教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恩和慈善精神,不喜欢捐款。他只是一个“自私”的人,他相信的是“我自己要过好”。

他还承认,作为一个拥有钱、地位、名誉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可以算作是“权贵”的一部分。他可以不用说话,就过舒服的日子。

但是,他有一个心结。“我希望中国进步得更快一点,无论从国家的角度,还是我个人在美国人面前有面子的角度。”因此,他要出来讲那些话。

但是他不会选择激烈的方式,他说他对儒家文化抱有希望,希望官员们有所作为,但方向要正确;“至于何时能走到,我很有耐心。”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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